60年代：为了收上电费帮人割猪草
1960年下半年，毛今延从衢州发电厂转到衢州市区供电所做线路工。此时，衢州城区的电向外只通到市区西安门大桥下的一个村。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，城区附近的安仁、高家等地农村才先后通上了电。但当时的电力线路很简陋，全是木头杆子。
1963年，毛今延调到业务组，主要工作是装表接电、收费。那时，市区范围内只有2000多个用户，市民用电计费还是“包灯制”，按每盏灯5毛钱一个月收取费用，发电厂也未能实现全天候供电，每到晚上12点就没电可用了。
1964年开始，衢州市区开始合表用电，每个单元或几个单元合并装一个电表，按电表计量度数收取电费。作为业务组员工，在合表用电后，毛今延和他的同事们每月的工作内容增加了很多：每月的5号，抄表工们各自分好线路，再在自己线路范围内抄表，然后回单位用算盘没日没夜地计算电费，之后再到各个村收取电费。“经常是一圈忙下来，就又到了下一个月的抄表收费时间。”
当时，他们整个业务组只有八九个人，要负责全市的电费收取工作，几个女职工留在城里收电费，男职工则多被分到农村。毛今延当时的线路是市区――下张――安仁――全旺――大洲。每天早上6点出发，经常一圈跑完回来，都得晚上七八点了。
当时，收农村的电费非常困难。那时一个自然村只设立一个电表，因为农村线路损耗大，分派到户的电费从几毛钱到两三块不等，“经常有农民要靠卖鸡蛋凑电费，费用很难收。”虽然当时一般是由当地村委代收费，但碰上始终凑不来钱的人家，他们也经常去帮助做工作，有时为了得到对方的支持，还要主动帮农民兄弟割猪草、割稻子。
“我印象中有一个特别敬业的同事，名叫郑其乐，白天收不到电费，就晚上再去，不吃农民一餐饭，直到把钱收上来。”毛今延说。
当时正碰上文化大革命，他们的收费也有了新策略。为了做通农民思想工作积极配合收费，每次到一个地方，就请当地村委会帮助召集大家学习毛主席思想，诵读《毛主席语录》，然后再做工作收电费。“我们的一些女同志很能干，别人在开批斗大会，她们就跑上讲坛，拿着欠费单宣读欠费人的名字，当众催缴电费，让欠费人自惭形愧。”而在市区范围，市民上门交费情况较好，收费率达到了100%。不过那时市区范围一年的电费也就10来万块钱。
80年代：用空调要交使用费
到了80年代，衢州市区范围内的用电户逐步增加，有了1万多户。但居民用电依然受到限制，要装空调，还需要到三电办公室审批才能安装。“装一台空调，除了要一次性交纳380元的供配电贴费外，每年还得出500元的三电设备费。”毛今延说。为了防止有人偷装空调或者不交费，每年都会有专人上街检查，以发现漏网之鱼。据毛今延介绍，“群众办电、安全用电、计划用电”是那个年代的一大原则。每年到了4、5月份，就开始做用电计划，把用电量分配好，主要还是保农村用电，一到农业灌溉的时候，城里很多单位就得拉闸限电。而且每到双夏时节，电力部门还要组织小分队下乡，通过唱道情、放电影、写标语的方式宣传安全用电。农村用电收费标准分了好几个档次：“灌溉用电4分2一度，加工业8分，照明用电一毛五。”
如今：人人用电舒心了
“重发(电)轻供(电)不管用(电)”是早期电力工作的真实写照。毛今延最大的感触是，曾经简单的管理收费，如今已经成为对客户全方位的服务。“别的不用说了，就是居民家里出现一点小故障，一个电话，电力部门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解决。现在想啥时候用电都行，在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衢州城里，每天晚上12点之后就没电可用了。”
44载里，在电力部门多个岗位工作过的毛今延由衷地说：“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，电力部门对管理、运行、营销、服务等模式做了统一和规范，理念变了，服务客户也更为优质和高效了，大家用电非常舒心啊。”据统计，特别是经过近二十来年的发展，衢州全社会用电量从1986年的13.79亿千瓦时增长到2008年的85.31亿千瓦时，仅城乡居民生活用电这一项，2008年的用电量就是1986年的16.73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