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几年，核四的争议远远盖过电力的其他面向问题，同时，由于争议僵持不下，替代能源的开发也相对迟滞。事实上，检视台湾的供电现况，就“备转容量率”与“备用容量率”两项评估电力供应稳定的指标而言，去年两项指标均已亮起红灯。尤其去年9月15日到19日，台湾供电备转容量率连续五天低于有“限电风险”的6％，处于严峻的红灯状态。这是自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全台大停限电后，十五年来台湾供电最吃紧的一刻。
依规定，台湾电力“备用容量率”不能低于15％，但去年我备用容量率实绩值跌到14.7％，是近十年首度低于规定。在1989年到2003年间，台湾供电备用容量率年年低于行政当局规定的目标值，那段期间，全台共限电55次。2004年到2013年，岛内备用容量率实绩值都高于目标，这段期间全台零限电。但从去年的吃紧情况看，“太平岁月”已经过去。
六年前召开全台能源会议时，我备用容量率高达28.1％；当时外界质疑台湾电力已经过剩，根本不需要核四。但短短五年光景，去年备用容量率已较2009年几近腰斩，目前我们面临的已是电力不足。受到核四商转延宕、新电厂无法顺利兴建，及老旧电厂除役等因素影响，六年来台湾备用容量率跌多涨少，显示电源开发速度已落后电力需求。简言之，现在的用电是在“吃老本”。
此次能源会议的主题为“未来电力哪里来”，即是希望透过能源会议的平台，找出台湾中长期能源发展方向。问题是，供电问题涉及高度专业和技术，在共识凝聚不易的情况下，很难透过大拜拜式的会议找到答案。更严重的是，供电不稳的征兆已现，台当局却缺乏魄力提出解决方案，民间也缺乏危机意识。台当局去年仓促“封存”核四，对核一、核二是否延役，亦无明确方向；美其名将争议“留给后代决定”，其实可能让台湾陷入缺电的危机中。
无论要不要核四，或现有核电厂要不要延役，由于新设电厂往往耗时多年规划与建设，若等到供电不足再寻找替代方案，必然缓不济急。以日本为例，2011年福岛核灾后，两度让所有核电厂停机彻底检修其安全性。其后，历经长时间辩论，尽管民间反核声浪仍然过半，日本政府仍确认核电为基载电力之一；也因此，最快在今年夏天前位于鹿儿岛的“川内核电厂”就会重启运转，结束日本“零核电”状态。
日本政府甘冒触怒反核民意之险重启核电，关键就在“零核电”使其必须进口昂贵的天然气发电取代，造成贸易逆差大增。安倍政府在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的双重考虑下，决定仍要缓步推动核能电力。
反观台湾，福岛核灾后，台湾反核声浪升高，在台当局宣布封存核四后仍未休止。遗憾的是，台湾“朝野”缺乏自我检视精神，确认究竟要选择哪一条能源道路。蔡英文最近批评台能源政策遭公营事业垄断，并主张修改“电业法”，将发电、输电、配电业务拆开，不再集中于台电手上；此一方向正确，却缓不济急。理由是，整顿台电和调整电力结构是两回事，蔡英文对即将面临的缺电危机却避而不谈；这样的能源对策，根本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
台湾如果不能完全舍弃核电，就必须彻底检视核电厂的安全性，甚至可采用日本模式将核电厂逐一停机检验，厘清各种疑虑并完成电厂所有强化措施后，再重启核电。而如果台湾要提前在2025年前走入“非核家园”，则必须加速兴建天然气储运站与天然气发电厂，推动更严格的节能方案，并让民众和工商企业做好迎接高电价的准备。
什么都不做，问题不会自动消失。等到限电、断电的警钟响起，才想到要应变，恐为时已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