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瞭望》文章:"农转非"九年拒缴千万电费 一些失去自己熟悉的土地和都市生存技能的"农转非"人员,正在以长期拒缴电费表达自己的不满
文/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王金涛
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两片"农转非"住宅区共2477户居民,1998年6月以来连续9年拒缴电费,到今年11月已累计欠费1433万元。
采访中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,这两片居民之所以拒缴电费,源于对缺乏保障的城市生活和以往安置政策的不满。 一方面是被动成为"市民"并日益走向困窘的"农转非";一方面则是1433万元之巨的国有资产流失,如何在"城市化"过程中更加尊重农民的现实选择;如何进一步细化相关的城市化配套举措,重庆经济开发区这一"城市化"与"民生"两难困局具有标本意义。
重庆市南岸区金山支路和大石桥居民区系重庆经开区农转非安置区,共有2477户居民。重庆市电力公司材料显示,1998年6月前这两个片区用电由经开区物管公司管理,之后由经开区出资装表移交南岸供电局抄表收费,但两片区居民至今拒缴电费达9年之久,截至今年11月累计用电3439万千瓦时,造成1433万元的国有资产流失。9年间,南岸供电局为催收电费多次对两片区停电,但一停电居民们就聚集起来围堵交通干道。
据南岸供电局局长牟林介绍,为提高供电安全和电压质量,促进两片区居民缴电费,供电局自筹资金165万元,于2005年6月31日完成了对两片区电力线路的改造和一户一表安装。但两片区居民在改造完成后,仅缴了一个月电费,便又集体拒缴电费至今。供电局多次向当地居民宣传用电知识,要求他们及时缴纳电费,却遭到一些居民的强烈阻挠,甚至推搡殴打电力工作人员,导致抄表收费工作无法正常开展。那一年,政府派出100多名警察和城管人员配合电力工作者强行催收,却遇到了居民们的强烈抵制,他们聚集在一起,前排是老人,第二排是小孩,第三排是青壮年,堵在小区通道门口,政府为保稳定不得不让执法人员撤离现场。
在繁华的南岸区市中心,破旧不堪的金山支路住宅区显得格外"另类",楼房密密麻麻,旁边有不少违法小建筑,私拉乱接电线较严重,有的住户门口虽有电表,但电表已损坏,或电线未经电表就被接走。由于长年拒缴电费,居民们做饭、烧水、取暖、制冷都无节制地用电,造成电力消耗陡增,火灾隐患十分突出。今夏8月,两片区因电力负荷过重,发生了铜芯主电缆烧毁的安全事故。当两名电力工作人员进入配电房检修时,一些居民却将两人关闭锁在配电房长达4小时之久,当时配电房内温度高达60℃以上,两人严重脱水,后来执法和医卫人员只得强行把他们抢救出来。
源于不满安置政策
本刊记者最近在重庆南岸区金堰社区采访了两片区30多名居民代表。代表们反映,他们对农转非安置政策不满,只有以拒缴电费来表达不满,自己的诉求才能被"当回事儿",而对付停电的办法也只有堵马路。
周育海等代表说,这里的居民本是南岸区南坪镇的农民,长期以种菜和搞副业为主,过着富裕的生活。1996年,他们的所有土地和房屋被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,大家就搬到这里农转非。本来两片区的楼房按规定只能盖9层,却盖了11层,而且楼房密度高,房屋采光差,楼梯过道窄。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,经开区将房价由原来的每平方米100元降到了30元,大家才住进来。起初,由于大家对住房不满意,经开区一直为居民们垫付水电费。1998年南岸供电局开始管理后,经开区不再垫付这笔费用,从此居民们不再缴电费。
在两片区走访时,本刊记者发现不少房屋的确采光不好,而且基本上没有手机信号。在金山支路住宅区8栋2单元1-1号吴同业家57平方米的房间内,白天关了灯后一片漆黑,房顶较低,无法吊电扇。周育海说,现在金山支路楼房还没有合格证。由于房屋质量不好,经开区对一些住户给予了补偿,但补偿标准不一样,有的8000元,有的6000元,有的1000元,有的分文未得。居民罗远碧说,楼道里又黑又窄,上岁数的人上楼,不是碰脑壳就是碰脚。
南岸区金堰社区居委会主任刘志远也是农转非人员,据他介绍,目前群众主要反映五个问题:一是房屋采光不好,而且采光不好的补偿金分配不均。二是11栋、12栋楼的房屋出现裂缝,存在质量问题,但至今没有维修。三是农转非时16岁以下的孩子没有生活安置费,现在这些孩子已长大成人,其中大多数生活困难。四是由于大多数农转非人员没有正式工作,没有参加社会保险,但现在农民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,因此居民迫切要求参加社保。五是居民们对农转非时集体财产的分配有意见。
周育海说:"我们700个娃娃没有领安置费,这笔钱总共有几千万元,我们欠多少年电费才能抵得上这几千万?以前经开区替我们缴电费,说明国家欠我们的,现在经开区不给了,供电局也是国家的,就该让我们欠费。如果答应了我们的要求,我们就缴电费。"牟林则一肚子委屈:"供电局是国有企业,上级要考核国有资产增值保值,苦果子怎能让供电企业吞下去?"
重庆经开区南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罗斌说,两片区农转非居民安置绝对符合政策,而且在不突破政策的前提下对他们能优惠则优惠,因此经开区当初才给他们垫付水电费。关于房屋质量,管委会有竣工验收报告,只是后来房屋有破损,经开区都给予赔偿。群众要求参加社保,这是政策问题,单凭经开区解决不了问题。这些居民1995年农转非时,政策规定16岁以下的孩子没有安置费,但半年后政策就变了,他们没有赶上好政策,这也是没办法的。群众认为现在的政策好,心里不平衡,但他们拒缴电费、乱用电是不讲理的。
避免农民"被动进城"
两个农转非片区居民长年拒缴电费的深层次原因,是许多居民生活陷入贫困。随着城市的发展,两片区进入了南岸区中心地带,周围高楼林立,相邻的泰正小区富丽堂皇,但两片区却脏乱不堪,被称作"贫民窟",尤其是金山支路住宅区,两排楼间的马路自发形成了自由市场,小贩们在这里经营蔬菜和肉食,一层住宅楼旁边搭建了一些违规建筑,变成了食品烟酒店、理发店、麻将馆等门市。许多居民生活水平下降,终日无所事事,只是打牌、闲逛和"摆龙门阵"。
居民胡保华说:"我56岁,没有工作,没有退休金,每月连210元的足额低保金都领不到,只能领135元,什么都买不起。"罗远碧说着说着哭了起来:"我们原来有地种菜,农转非后什么收入都没了,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,人不人鬼不鬼。我动过两次手术,花了1万多元,都是自己掏钱,现在连温饱都成问题,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。"她一边哭一边撩起裤管,让本刊记者看她在楼道里撞坏的伤腿。
陈尚贤老人告诉记者,他家住房原有300多平方米,两楼一底,农转非后只有70平方米,一个孩子残疾,一个孩子赚不到钱,现在一家人一共才拿350元低保金。
牟林认为,农转非居民拒缴电费事件说明,农村城市化,必须给农民想好后路,使其充分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,否则他们就是城市的隐患,增加不稳定因素。他们失去了土地,又很难改变农民意识,缺乏生存技能,于是赖在国家身上,让供电企业成了冤大头。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就应该重新安置,但重新安置的难度太大了。
罗斌说,随着社会发展和物价上涨,农转非居民与城市其他群体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,沦为困难群体,矛盾越积越多。另一方面,农转非居民很难改变农民习惯,不讲卫生,不讲道理,又依赖国家,变得懒惰起来,他们表面上是市民,骨子里还是农民。因此,今后安置农转非居民应以分散安置为主,这样能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,并掌握谋生手段。
重庆新市民文化研习中心主任朱艺认为,我国城市化浪潮势不可挡,农转非人员一旦安置不好,就可能形成一个个贫民窟,并不断产生社会矛盾。因此,城市化不仅是大城市的扩张,更是小城镇的繁荣建设,这样才能让农民自主进城而不是被动进城。
《瞭望》文章:城市化,应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
"我们都不愿意当市民!"这是采访时重庆市南岸区金堰社区三十多位农转非代表态度坚决、异口同声的表态,为了让本刊记者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,他们不约而同地一齐站起来,提高了嗓门。
至今,这一幕仍然深刻地烙印在记者的脑海里。
城市化,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,也会给日益膨胀的城市带来诸多问题。应该看到,城市化的主体是农民,而从农民转变成市民,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。目前我国进城的农民大体分为两类:一类是在城市里打工、做生意的农民工和小老板,他们已经在城市就业、创业,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土地,并渐渐融入城市;另一类是城市扩张所造成的被动进城的农转非居民,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和房屋,被安置在城市的还建房中,为就业难和社会保障难所困扰。前者进城是自愿的,后者进城则是被动和无奈的选择。
农民被动进城的弊端,正在日益显现。这部分农民大都是城郊农民,多以种菜、养殖、做小生意为生,生活比较富裕。城市扩张和城郊土地的大面积开发,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。他们往往被安置在城里的格子楼中,随着物价上涨,政府发放的安置费和补偿金很快花光了,由于缺乏技能、文化素质不高,他们很难在城市里找到饭碗。于是,这个群体逐渐成为新的城市贫民群体,并不断滋生抱怨和抵触的情绪。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两片农转非居民区,就是例证。
不仅仅是拒缴电费,农民被动进城并酿成祸端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。因此,城市化尽管是一股不可避免的潮流,但也应该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:愿意进城的,政府可顺水推舟;不愿意进城的,最好让其继续务农。否则,政府可能要为其负担无限的责任。
城市化与农民被动进城确乎是一对矛盾,但并非找不到破解的良方。事实上,被动进城农民主要面临就业难和保障难,政府单靠资金安置难达目的,必须从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着手,这样就解决了被动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。
